汉代四大诗经|汉代诗经历史阐释的诗学意义
《诗经》的佚名作者大多无法考证，是由尹吉甫收集、孔子编纂的。
一个
以《诗经》为史，历史地解读《诗经》，是汉代《诗经》诠释的一个基本倾向。“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语)。“经典”是“先王”时代的政教经典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结合，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然而，在学者眼中，《经》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更是圣贤为后人创造的神圣经典。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和反映，还包含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方方面面。这里讨论的“以诗经为史”，主要是从把《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历史的态度对待《诗经》的角度出发。这种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左传》和《国语》引用了数百首诗歌，其中许多与历史和政治事务有关。
清代诗论家老筱萸说:“《左氏春秋传》学诗最好，尤其是讲诗；诗歌在涉及时事时，常常标上“①”。人们认为，早在《左传》中，人们就把诗歌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它能够承载历史。汉代《诗》史阐释倾向的形成，与先秦时期阐释《诗》的传统有关。但先秦时期将《诗经》视为史实，并未明确提出《诗经》史评的观点。先秦诗学观的主要特点是以诗为教，强调诗歌的礼乐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很少涉及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这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先秦时期，是孟子明确地将《诗经》与历史联系起来。孟子提出“王迹与诗亡，诗亡于春秋未作”的观点，并将《王迹》史籍中的诗三百定位为王道教化史，可见他对诗与史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孟子对《诗经》的具体引用中，不难发现《诗经》被视为历史的例证，是与历史事件相结合的。比如孟子？滕文公说，“周公还征服了敌人，赶走了禽兽，百姓首选& hellip& hellip诗里说:& lsquo第戎是假的，舒静是惩罚，所以我不敢接受。无父无君，是周公。孟子认为，周公吞并了夷狄，赶走了百兽，人民安居乐业，那么《诗经》？松露？宫里用诗句赞美周公。今天，许多人认为这首诗是赞美鲁国的Xi，而不是周公。不管孟子的解释是否正确，他的基本思想是把《诗经》和历史结合起来，《诗经》的历史互相印证。《孟子》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引用《诗经》来解释《诗经》的例子。然而，孟子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应该说，以史为据明确提出“史”的观点，对“史”进行全面的历史阐释，是从汉代开始的。
以《诗经》为史，是汉人普遍的观念。今天的三位诗人也有引《诗经》为据，以《诗经》为史的倾向。汉书？《艺文志》在解读金文的三首诗时，认为它们“取春秋，采杂论”，具有史诗结合的特点。在三首现代诗中，韩石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清代诗论家陈乔宗在解释《韩石外传》的特点时说:“你看《韩石外传》的杂文，应记春秋时的引经据典和杂言，或引诗证事，或引事明诗，以便& lsquo示之为法，示之为师”(《汉诗遗风考辨》)，也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史与史、史与理的融合。许在谈到《汉书·诗传》的表现形式时，也认为它是“既继承了《春秋》讲明事理的传统，又把说的事和诗结合起来，成为事诗结合，即史诗互证的特殊形式”(2)。然而，韩石诗史互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史互证。《韩石外传》属于金文薛婧体系。金文薛婧注重小言大义的解释，《韩石外传》也有这样的特点。其引用故事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意义，作大义小释，并不刻意追求《史》与历史的必然关系，是否真正记录和还原历史。许在谈及《韩石外传》中“诗”与历史的结合时，也认为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结合，使历史中具体的人和事成为“一种普遍性和适当性的象征”(3)，而不是真正将“诗”与历史结合起来，以此来解读和还原历史中的“诗”。
正是石矛真正体现了历史与诗歌的结合，对诗歌进行了全面的历史阐释。在毛诗歌体系中，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诗歌中。
毛《诗序》对《诗经》诠释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毛诗序》主要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描写背景，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的实际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阐释诗的主题和意蕴。诗谱，以“谱”的形式，研究和解释各国各种诗歌的历史地域和文化背景，以及诗歌的风格，从而解释诗歌。《诗序》云:“易、李皆老，其年不详。《太史志》始于民国，继宣、游、之后，至春秋时期居第二位，故以李斯谱为据。欲知缘起何处清，何处浊，上下循之，存之；如果你想知道风化的气味是什么，你应该沿着线观察它。这首诗的大纲也是。给个提纲和一千条，解个卷，把条条都解释清楚。强则鲜；你瘦了，你就少了，所有的君子都乐意和你在一起。”孔《石矛正义》说这段话是《〈诗经〉总则》④，也就是说，它解释了郑玄为什么要写《诗经》总则。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浊处，当以鉴之”，即按时代考察周代社会政治的兴衰；第二，“要想知道风化的气味在哪里，就要在旁边观察”。按孔的解释，这段话是:“凡属其美之诗，应译为，观其诗，可知风化得失，知其香臭，皆是善恶之喻。”⑤，就是你要考察政治教育的得失和各国的社会习俗；第三，“提纲挈领，千条解释一卷，条条解释全”，即要有从时代和社会的整体认识中把握《诗经》含义的眼光，要从每首诗的解读中感受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治风俗的好坏。显然，这些思想和方法可以看作是孟子“知人论世”、以《诗经》为史的观念的发展。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对背景和史实的考证来“知人论世”，引导读者更好地把握《诗经》的意蕴。但与孟子相比，这些思想和方法在理论上更为系统，凸显了《诗经》作为“史”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毛的《诗序》和《诗谱》也提出了雅正变说，强调政治、时代、历史背景对诗歌功用的决定性影响，都凸显了汉人对“以诗为史”观念和方法的自觉。朱自清在《清谈》中评论毛的《诗序》和郑玄的《诗》时说:“都是以史证诗”。他还认为郑玄的“以史证诗”更为突出，“以史证诗是他手中的一大功业”。事实上，以史为《诗经》佐证，《诗经》为史，也是汉代普遍的倾向。我们在考察汉代四首诗时发现，无论是的三首诗，还是古代的毛诗，都是采取“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为诗提供特定的历史背景，然后阐释其主题。比如以《诗经》首诗《关雎》的解读为例。文章中的三首诗将其解读为刺诗，与刺死康王的史实相联系，而石矛将其解读为美诗，与歌颂后妃之德相联系。可以说，他们都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式来描写诗歌。当然，三首“以史证诗”与毛诗歌也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毛诗是根据时代的盛衰来分诗的，几乎每一首诗都被赋予了诗的技巧，都是为世界预定的，都与历史上具体的人和事有关，而三首诗则没有这样的特点。以《诗经》为史，对《诗经》的历史解读不仅限于经学家，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普遍采用的策略。在汉人眼中，《诗经》是“经典”，是王道教化的产物，自然也可以作为治国、资政的重要依据。出于这个目的，他们习惯于把《诗经》看做历史，希望通过《诗经》提供历史参考。这一点从陆贾在汉初的回信中就可以看出，汉高祖立马得天下“诗书”。也可以说，从汉初开始，《诗经》就开始赢得了政治上的首要地位，成为了帝王们学习历史的工具。《史记》、《汉书》中有大量事例记载统治者引用《诗经》中的句子作为古训和历史教训，并作为治国的依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史记？孔子家说孔子删诗是“以齐、后纪为依据，中间描写殷、周之繁华，是雅之不足”。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诗已经显示出历史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殷周王政的兴衰，也可以明显看出诗就是历史。
二
以《诗经》为史，历史地解读《诗经》是汉代诗学的一个基本倾向，这一倾向常被学术界所否定。但如何评价这种倾向是有争议的。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汉人以《诗经》为史，以史证史，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只是一种违背《诗经》本义，掩盖《诗经》本来面目的穿透式依附。这一观点早在古代史学者中就已提出。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史实的方法》一书中，认为汉儒以“无中生有”的方式随意阐释诗歌。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时，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毛诗序无根据，后世汉人混经附诗。”⑦同时，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现代《诗经》学者的广泛赞同。如夏传才在《毛诗序》中对“以史证诗”的评价:“者，即属解诗三百零五首。它说的大部分时代和故事都是附带的历史传记和杂记，而且是& lsquo该诗穿刺法的历史证据所暗示的诗歌主题有许多谬误，歪曲了该诗的原意。”他还说:“对小旭的曲解就像瓦砾和迷雾一样，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我们必须把它们完全放在一边，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的解决。”⑧
当然，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汉儒“以史为史”确有依附之弊。而汉儒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按时间顺序解读诗歌的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从而还原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读《诗》的方法就完全不靠谱，它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笔者认为，汉人的《诗》史对汉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汉人以《诗经》为史，将历史上的具体人物、事件与《诗经》中的诗词对应起来，赋予《诗经》以技巧。虽然不能还原《诗经》的技巧，但对其中很多诗句的解读都是基于充分的历史，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经》、作者和时代的关系，以及《诗经》的文本意义。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就知道了。比如宋代诗人叶适在谈到《毛诗集序》的作用时说:“诗人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与诗歌无关。其余的发明，或技艺，或诗词，都是秦汉以前的。浅深虽不能尽善尽美，诗读者可以以其时考之，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