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周总理口占个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周总理的对联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和方针，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搞计划，另一个说法就是“计划经济”。
综合，平衡，是哲学用语，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工具。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矛盾论是毛主席解决社会问题的利器，也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法宝。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应对边区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当时盐的外销收入占边区财经收入的较大份额，毛主席给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写信探讨边区财经问题，他说：
“边区财经问题的决定点有二，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而盐的外销，又是‘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制止物价猛涨的局面，国家采取了平衡预算的方针，实现物价稳定。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发表讲话说：
“过去注意财政也是对的、必要的，从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达到稳定物价，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对于财政经济状况，他说：
“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1953年5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鉴于一九五三年变化甚大，为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应注意增加收入和紧缩支出。”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建设的种种平衡，如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说：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全国平衡问题，他说：
“关于全国平衡问题，他说: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全国的平衡，没有调剂，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
1956年6月4日，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11月13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并发言，要求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需要，“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他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说：
“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总结性讲话，对经济问题，他说：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毛主席插话时说：
“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不完全抄它那条路。但是不能光讲，要在具体实行时，比如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时，哪方面为第一，哪方面为第二，搞出一个界限来。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个界限。”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经济问题的矛盾，他说：
“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1958年1月14日，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指出：
“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他说：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1958年3月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成都会议，关于平衡问题，他说：
“关于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1959年6月11日，毛主席会见秘鲁议员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他说：
“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中国有希望就是了。”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工农业及市场问题，对于过去工作的失误，他说：
“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1959年6月22日，毛主席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搞综合平衡，他说：
“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煎、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都要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牧也多，马牛羊，鸡犬家，还有骡驴，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
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元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要活跃起来。省和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在韶山跟随行人员谈话，他说：
“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召集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期间整理了需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其中关关综合平衡问题，他写道：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与工作人员一同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学习过程中对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
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1962年2月7日，毛主席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总结近几年的教训时说：
“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组长陈云在讲话中屡次强调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他说：
“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难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靠着“综合平衡”这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法宝，新中国做出了几乎无人超越的成就，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美的画，养活了八亿人口，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既无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在高科技领域走上了世界前列，与美苏两大霸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曾就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与德、日、苏三国早期进程作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
“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9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间第10年的增长速度为43%。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
这就是“综合平衡”，这就是计划经济。用通俗的说法，就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有人可以接受“精打细算过日子”，但接受不了“计划经济”，一提起计划经济，便表现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很鄙弃的样子，岂不知这不屑里透露出的是极端浅薄和无知。计划经济是一门非常高端的学问，能运用这门学问治理国家的都是象毛主席、周总理这样非凡的绝世英才，它的门槛很高，你瞧不起综合平衡，瞧不起计划经济，不是它们有多糟，而是你水平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