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维新派的重要成员，在书法史上几乎被人们遗忘但又不得不提及的集诗、书、画于一身的艺术家，他的书法对日本乃至后世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宋伯鲁先生。
宋伯鲁（1853-1932年），字芝栋，晚号芝田，亦署芝钝、钝庵等。陕西礼泉人，家素丰，后中落，其父为县邑生员，善绘画，工花卉。由于出生于书香翰墨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学习，加之聪颖好学，苦读经史，对其后来的思想和品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县廪生入太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人，翌年举丙戌科进士，后入翰林院，授职编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擢升山东道监察御史。
甲午海战，国势日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宋伯鲁屡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明定国事”推行新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以朝廷“言官”的身份，利用自己在朝中职务之便，“发人所不敢发，言人所不敢言”，与御史杨深秀合劾阻扰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等。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其革职，永不任用，不久又下旨通缉，宋伯鲁只得改名易姓，避祸上海，一度流亡日本，后又避居北京，以鬻书画为生。宋伯鲁一生著述颇丰，有《己亥丛谈》、《海棠仙馆诗集》等。
宋伯鲁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书画无所不能，时称三绝，颇得世人称誉，青年时期书名大显，他始学柳公权，继规赵魏，晚年书宗“二王”，尤擅行草，精小楷，经过长时期的苦心钻研与实践，融几家之长，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自成一家。
这幅六言对联，字心长116.5厘米，宽31.5厘米，纸本，上联：“肯读书便是福”，下联：“人酿酒不为贫”。下联左侧有宋伯鲁落款及阴文“宋伯鲁”、阳文“钝庵”朱砂色印章各一枚，印面为正方形。此联系早年装裱，经多年悬挂，故字心多处龟裂，破损严重，对联边绫脱落，上下天地多处残破，并使下联第一“人”字撇画起笔处略有残损，油污、烟渍重重，所幸其他笔迹尚全。
这幅宋书对联装裱采用晚清至民国年间普通书画通常采用的纸镶绫边式，装裱形式与宋所处年代相吻合，纸呈旧黄色，有自然风吹、日蚀、烟熏等痕迹，用手触摸有柔绵之感，从纸质的颜色和残旧程度来看，系百年之物。另从“读”、“酒”等字行笔所露飞白来看，笔迹墨痕清晰可辨，为一笔写成，无做作之痕迹。其次，落款“伯鲁”二字结体自然，行笔流畅，且笔实墨沉，印迹虽经百年然颜色古朴，厚重沉稳，故确系真迹无疑。
此联内容近似俚语白话，虽通俗易懂，但却与宋之学识不大相称，可能是他为应酬市井商贾或乡绅的敷衍之作。另外此联所钤阳文“钝庵”一印，所见资料均未著录，为研究宋的字号、印鉴及使用增加了新的内容。
这幅对联系行书，字形为方中略长，但左右结构的字，如“读”、“便”、“福”三字呈扁方形，取法于李北海及赵孟，厚重得力于魏碑，当系软毫笔所书，从笔法、神韵、结体看，堪为厚重且富有神韵的作品。上下联一气呵成，通达平和。
此联字形结体宽博，纵横得体且字势欹侧，左低右高，例如“便”、“福”两字。用笔以中锋为主，常因字势而使用侧锋，转折处化方为圆，举重若轻，不露圭角，例如“福”、“为”两字笔划浑厚丰润，柔中寓刚，棉里藏针，线条自然流动。捺笔处理成内敛式的左回或带笔，使力度气韵顿凝笔端，如“人”、“便”字的最后一捺，这样的笔划处理使字形显得紧凑，极具韵致，神气十足。
宋伯鲁擅长于以重墨入笔，故此联墨色浓郁如漆，牵丝映带时露飞白，浓枯相间，使作品增加了动感，并有苍劲、圆润之美。
此联在字形结构上因字势而布局，力求字形大小匀称，做到疏密相间，欹正相生，错落有致。他不求字的点画长短，粗细夸张，不求惊世骇俗的大开大合的造型，因而字形大小，和谐自然。在字的结构疏密处理上，笔画少的用笔重，笔画繁的用笔轻，如“人”字，笔画虽少且为下联第一字，由于该字笔墨浑厚，在视觉上并不感到字小，无失重之感。“读”、“酿”二字属左右结构，且笔划繁多，由于以笔画的粗细及墨色的变化作以处理，故在此联中，没有不谐调的感觉，这一点正是宋伯鲁书法造诣之高及过人之处。
此幅书作以“二王”为宗，揉合李北海、赵孟形体笔意，并有魏碑厚重之气势。行笔疾涩有法，结体疏密有度，中宫内敛茂密，字形方正圆润是这幅对联的基本风格。细品此联，气息中和含蓄，气韵刚柔相济，笔力遒劲，朴素隽雅，闲逸潇洒，虽无惊人之笔，但却有自然之美，文雅超然之意，甚是耐看。然宋书以寸字略大为宜，且有愈小、愈精的感觉，大字不免有笔弱阴柔之嫌，但仍不失为一件优秀的行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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