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个念头还挺奇怪的。那天我正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漫无目的地滑动，忽然看到有人问：“有没有小说的第一句话里，带个‘做’字的？” 我当时就愣住了，好像被人从背后轻轻拍了一下。这问题问得……太具体了，也太刁钻了。一个字，就这么孤零零地，被拎出来，放在了小说这个浩瀚宇宙的入口处，问它是否存在。这感觉，有点像在问“大海里有没有一滴水是咸的？”——废话，当然是咸的啊。但转念一想，又没简单。小说的开篇句，那可是作者的“门面”，是精心打磨过的“见面礼”，怎么会随便用一个“做”字呢？这个字，听起来太普通，甚至有点“土气”，带着一股子劳动的、日常的、甚至有点笨拙的味道。它真的能担起开篇的重任吗？
好奇心像只小猫，挠得我心痒痒。我决定自己去找答案。于是，我关掉短视频，打开了我的Kindle，还有书架上那些落了点灰的实体书。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翻，从那些我倒背如流的经典，到一些刚刚读完的新锐作品，眼睛像雷达一样，专门扫描句子的第一个字，或者前几个字，寻找那个“做”字的踪迹。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在寻找答案，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有趣的文字寻宝游戏。
在开始寻宝之前，我们得先聊聊这个“做”字本身。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字？在我看来，“做”字天生就带着一种强烈的烟火气。它不像“爱”、“恨”、“死”、“生”那样，直指人类最核心的情感和终极命题；也不像“风”、“雪”、“夜”、“城”那样，能瞬间勾勒出宏大的背景或氛围。它很“小”，小到只和具体的动作相关联。你“做”饭，你“做”工，你“做”作业，你“做”一个鬼脸。它是一个行动的动词，一个连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它不飘，它很稳，稳得像脚下的大地。
一个稳如大地、充满烟火气的“做”字，要如何去承载小说开篇所需要的那个“钩子”呢？小说的第一句话，通常被要求具备一种魔力，它需要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读者的好奇心，让他们愿意跟着作者走下去。这个“钩子”可能是一个悬念，一个奇特的设定，一个鲜明的形象，或者一种独特的情绪。一个“做”字，它本身并不具备这些特质。它太平淡了，平淡得像一杯白水。用白水做开篇，能行吗？
我的寻宝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先从自己最熟悉的作家开始。老舍先生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市井生活的细致描摹，他的语言朴素、幽默，带着浓浓的京味儿。我想，也许在他的笔下，“做”字能找到一席之地。我翻到《骆驼祥子》，从头开始读。祥子，拉车的，他的人生就是“做”出来的。果然，在第一章里，我找到了它：
“做了洋车夫的便只有两条路：一或是在拉车上拼命，一天连车带人搁在死水里去；二就是蹚到了尽头，认了输。”
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做”字！它不是以句子的第一个字出现的，但它被放在了句首，起到了一种强调和定义的作用。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华丽的比喻，就是最直白的陈述。但它立刻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祥子的世界——一个充满艰辛、没有退路的世界。这个“做”字，把祥子的身份和他的宿命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它告诉我们，祥子不是一个有选择的人，他的身份是“被做”出来的，是被环境和社会“做”出来的。这个“做”字，充满了宿命感和无奈，一下子就把故事的基调定了下来。它不华丽，但力量感十足。
我又想起了一部我非常喜欢的日本小说，是吉本芭娜娜的《厨房》。这部小说的开篇非常特别，第一句话是：
“我可能是死了。因为，这世界对我来说，变得前所未有地透明。”
很遗憾，这里没有“做”字。芭娜娜的开篇总是很轻盈，带着点奇幻和疏离。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位我非常推崇的作家，余华。他的作品充满了苦难和荒诞，语言冷峻得像手术刀。我想，在他的笔下，“做”字会不会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出现？
我翻开了《活着》。福贵的一生，就是一部被“做”弄的历史。他被命运“做”，被时代“做”，被身边的人“做”。小说的开篇是：
“我比现在年长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
依然是“我”开头。看来，大师们似乎对用一个字，尤其是“做”字，来直接开启故事，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他们更喜欢用“我”或者一个更具象的名词来作为故事的入口。这让我有点泄气，但我的寻宝游戏还没结束。也许，在那些不“大师”，但同样优秀的作品里，藏着惊喜。
我开始在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寻找。很快，我就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找到了一个堪称经典的例子。这本书的开篇，是关于“杨百顺”这个名字的来历：
“杨百顺他爹，杨家庄卖豆腐的，杨百顺七岁那年，爹非要给他改名，说这名字太女性。”
这里也不是以“做”字开头，但整个句子都在围绕着“做”一件事：改名。杨百顺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做”的，是他爹“做”的。这个“做”字，背后隐藏着父子关系、传统观念、个人命运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像一颗种子，埋下了整个故事的矛盾。这个“做”字，是主动的，也是强制的，它代表了父权的力量，也预示了杨百顺一生都在被动地“做”别人，而不是他自己。
经过这么一番搜寻，我发现，直接以“做”字开头的句子，在文学作品中确实非常罕见。它就像一个害羞的演员，总是躲在幕后，很少直接站到舞台的最中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字在开篇句里没有力量。它只是以一种更巧妙、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做”字会这么“害羞”？也许，因为它太“实”了。小说的开篇，有时需要一点“虚”的东西，比如氛围、情绪、哲思。而“做”字，太偏向于具体的行动了。一个行动，需要一个主语，需要一个宾语，它需要一个完整的语境才能成立。而开篇句，往往是孤立的，它需要自己创造语境。
但是，有没有可能，“做”字可以跳出它作为行动动词的范畴呢？比如，它可以引申为一种“状态”？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虽然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散文的开篇同样具有启发性。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开头是：
“明海已经出家四年了。”
这句话里没有“做”字，但它描述的是一种“被做”出来的状态——出家。这个状态，是“明海”自己选择的，也是被环境“做”成的。这个“做”的过程，被作者省略了，只留下了结果。这种留白，反而给了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
再比如，在一些科幻或奇幻小说里，“做”字可能会被赋予更宏大的含义。比如：
“做一个神，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
这句话，如果作为某部小说的开篇，会怎么样？它立刻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世界观。这里的“做”，不再是简单的做饭、做工，而是一种创造，一种承担，一种选择。它把“做”的意义从一个日常动作，提升到了一个哲学和神学的高度。这个“做”字，充满了力量和悲剧感，它不再是那个土气、笨拙的“做”，而是变成了一个庄严的、神圣的“做”。
你看，“做”字的潜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可以是具体的行动，也可以是抽象的状态；它可以指向个体的命运，也可以指向宇宙的法则。关键在于，作者如何去使用它，如何赋予它新的内涵。
一个作者，在构思小说的开篇时，会刻意地去想“我要用一个‘做’字吗”？我的答案是，大概率不会。没有一个作者会像完成填空题一样，去刻意地选择某个字。开篇句的诞生，是一个更复杂、更微妙的过程。它往往是作者在无数次推敲和修改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
但是，如果一个作者最终选择在开篇句里使用“做”字，无论它是在句首，还是在句中，这背后一定有其特殊的意图。这个意图，可能包含以下几种：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些可能性，我试着构思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小说开篇句，看看“做”字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
| 小说类型 | 开篇句示例 | “做”字的作用分析 |
|---|---|---|
| 现实主义小说 | “做了一辈子裁缝的奶奶，在九十岁那年，决定给自己做最后一件寿衣。” | 通过“做”字，立刻建立起主人公的身份（裁缝）和故事的内核（生命与死亡）。这个“做”，既是职业，也是对一生的总结，充满了宿命感和仪式感。 |
| 悬疑推理小说 | “做完美的犯罪，就像做一道精确到克的甜点，差一点，味道就全变了。” | 这个“做”字，立刻塑造了一个冷静、细致、甚至有些偏执的罪犯形象。它用一个日常的比喻（做甜点），来解释一个极端的行为（完美犯罪），既显得真实，又令人不寒而栗。 |
| 科幻小说 | “他们开始‘做’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星系编织一个关于未来的幻象。” | 这里的“做”字，被赋予了全新的科幻含义。它不再是简单的做梦，而是一种创造，一种责任。它迅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科幻世界观，充满了想象力和哲学意味。 |
经过这一番寻宝和分析，我好像找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小说第一句话里有“做”字的句子吗？有，但非常少。即使有，它也往往不是以最直接、最孤立的方式出现。它更像一个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密码，需要我们用心去解读。
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或许不在于那个“做”字本身是否存在，而在于它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字，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字，如何能在小说的开篇，承担起构建整个世界的重任？
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字，就像一块砖，一块看似普通的砖。但成千上万块砖，在建筑师的手中，可以建成宏伟的宫殿。同样，一个“做”字，在优秀的作家笔下，也可以撬动整个故事的基石。它可以是行动的号角，可以是命运的枷锁，可以是生活的烟火，也可以是宇宙的法则。
下次当你再读到一部小说的开篇时，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看似普通的字。也许，就在那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作者最深沉的匠心和最奇妙的构想。就像那个“做”字，它不声不响，却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整个世界。而我的这场寻宝游戏，也就在这里，自然而然地结束了。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我合上书，心里却亮堂了许多。原来，文字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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